据报道，5月28日下午莎朗·斯通通过其经纪人发给Dior公司致歉文——“我的错误言行，让中国人民感到悲伤与愤怒，我为此深感歉意。”对于自己于5月24日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四川地震的冷血言论作出忏悔，并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救援活动。莎朗·斯通的冷血言论激怒了中国国民，以至于早在其未发出道歉信之时，就已经有不少网友表态：“这一次，我们拒绝道歉，我们不会原谅。”

　　莎朗·斯通道歉了，是良心发现还是迫于压力？是痛心自省后的向善之举还是惟恐痛失商机的转圜之策？就目前而言，我们尚不能通彻地把握她内心的所思所想。但无论是真道歉还是假忏悔，致歉文起码是一种姿态，正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反刍莎朗·斯通当初的报应论，不免心寒。每一个有正常心智者都不会说出如此无知的言论。莎朗·斯通侮辱的不止是那些不幸遇难的魂灵，还侮辱了全体中国人，侮辱了整个人类，包括莎朗·斯通本人。须知，从人类面世的那一天起，灾难就从未远离这个蓝色的星球，灾难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宿命，它是整个人类的强敌，也许今天你所居住的地区安然无恙，但谁也保证不了明日是否有灾难突袭，正因为此，不能妄言灾难是天谴、是报应。若果真有报应，请问莎朗·斯通，你难道不害怕数万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找你算账？

　　所谓“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主义之上无善恶，人性之下有是非”。心灵因博大而悲悯，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心，没有人道主义良心，则很难去谈良知。灾难面前，我们都是受害者，正因为如此，莎朗·斯通不仅被中国人唾弃，还成为全民公敌，被美国人民、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批评。

　　如今，莎朗·斯通道歉了，我们该不该谅解？无论是否谅解，我们都要让莎朗·斯通们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事关原则性问题，我们绝不能选择唾面自干，无动于衷。是的，许多时候，我们要选择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但决不会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分轻重。因此，面对莎朗·斯通的语言暴力，我们要有理有节地驳斥。

　　一段时间以来，每当我们遭遇苦痛和不幸之际，总有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机不可失地表达欢喜，猇声狺语，旦暮无休，卡弗蒂如此，莎朗·斯通也是如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习惯性地表达挑衅和侮辱，点燃起国人怒火后，迫于多方压力，又习惯性地道歉，这种道歉究竟含有多少诚意，只有天知道。

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经历了冰雪灾害之后，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又一次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历次的重灾救援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都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此次抗震救灾尤其如此。

新华军事对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进行了专访，剖析军队在这次抗震救灾危机处理中的具体表现，展望国人的辉煌未来。

专家简介：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

5月13日晨，空军空降兵某部4500余名官兵在开封某机场登机，奔赴汶川地震重灾区参加抢险救援工作。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成都军区救援人员把伤员抬上直升机。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摄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灾难救援行动中，军队因具有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和广泛分布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是国家突击性最强的救援力量。任何国家在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都要投入军队。

但军队本身具有的这些特性并不能保证它就一定能够优异地完成任务，比如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美国也动用了大量的军队进行救援，但行动过晚，效果也不很明显，最后到底运用了多少武装力量，竟然也没有一个清晰一些的统计。

可贵的被动反应能力

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的军队表现出非常强的反应速度和突击能力。人们经常讲到抢救生命的黄金72小时，反应速度不快就意味着很多生命的丧失。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地震发生，14分钟之后的2点42分，总参作战部就发出了第一道命令，要求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的工兵团作好集结救援的准备，充分反应了军队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立之后实际运行的效果。

作为理想的危机处理来说，首先应该做出和获得预警。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911危机、俄罗斯的别斯兰事件危机以及其他众多自然灾害在内，获得准确的预测实际上很难。

比如今年初中国南方的冰雪灾害，最初普降大雪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瑞雪兆丰年，没有意识到是一场大灾难来临。这次超过唐山地震震极的汶川地震，也是突如其来。我们能不能做出快速的有效反应，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一

在四川抗震救灾的战斗中，５月１４日冒险空降茂县的１５名空降兵勇士，２０日18时10分，安全回到成都某军用机场。他们是：李振波、王军伟、李志宝、殷远、郭龙帅、李亚军、赵海东、赵四方、雷志胜、刘文辉、王磊、余亚宾、任涛、李玉山、向海波。18时20分，当时第一个跳出机舱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长李振波大校。１５勇士历经7个昼夜，冒着多次余震，翻山越岭，徒步220公里，先后在7个乡、55个村庄侦查灾情，向上级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指挥部指挥部队开进和部署抗震救灾提供了科学的信息依据。

5月20日，15名空降兵勇士归营后合影

此次地震对中国不亚于一场战略打击，境外军情部门企图借此了解中国军队从战略层面到具体作战层面的能力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寇立研发自北京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18日介绍，截至5月18日12时，中国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出动113080人参与四川抗震救灾。出动部队主要来自成都、济南、兰州、北京、广州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等大单位，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余个兵种。

一场建国以来罕见的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正在紧张展开。

　　可就在全世界极度关注中国抗震救灾进展的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情部门也带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大救援。

　　间谍卫星瞄准灾区

　　四川，向来是境外军情机构比较关注的地区。

　　国外认为，中国当年的“三线”建设，使大批军工企业转移到四川等内陆地区，至今四川仍有众多要害军工企业，涉及中国的核、航空、航天、军工电子、重型机械等领域。这些军工企业及军备研发基地平时处于保密状态，不易侦察。但在地震发生后，伪装可能损坏，建筑物及内部情况可能暴露。加上人们忙于救灾，可能疏于平时的保密措施。这对“观察者”来说是个良机。

　　13日，灾情发生的第二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情报分析人员就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技术卫星（ALOS）观测的地震地区数据图。当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到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并流传开来。

　　众所周知，卫星图片具有军民两用性，既可以用作地质科研和救灾，也可以用作情报侦察。美国的NGA由原中情局“国家图像判读中心”和国防部情报局“图像分析处”等单位合并发展而来，台湾的“福卫2号”则具有很明显的军用侦察功能。

　　种种迹象表明，境外军情机构对灾区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排除有卫星活动之外的侦察行为。例如，境外“观察者”可以从各救援力量的集结、起运中看出部队驻地、人数甚至番号；运输与救灾现场形势复杂，军民装备混杂，使“观察者”可以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军队调动和救灾中地面通信活动频繁，卫星工作量大，“观

自从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时起，中国政府就派遣大批军人和救灾人员前往四川。但出人预料的是，新闻媒体对于大地震的密集报道成为另外一道动员令，成千上万名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往地震灾区，更多的人以其它方式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数量创纪录。过去，传统派悲叹物质泛滥、社会道德沦丧，也许这次大灾难成为促进社会文明的催化剂。

纽约时报今天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中国民间志愿大军的救灾行动。除了政府救灾行动之外，许多个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都紧急行动，缓解红十字会的超重负担，有些人直接参与救灾。

报道声称政府这次已经放松对非官方救援行动的控制，仅仅忠告志愿者注意安全，不要进入地震活跃区。救灾志愿者甚至在成都组成了指挥机构，称为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组，协调三十个组织的行动。他们接受方便面、饼干、大米、药物、衣服和被褥等实物捐赠。

培训志愿者的云南发展学院院长、非政府组织活动组织者莫兴（音译）说，“我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做出贡献。”

多数志愿者都肯定了政府的救援行动。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也显示随着财富增长、电话手机普及和交通工具的改进所产生的社会变化。

密西根大学中国资料中心研究人员包树明（音译）说，“这是中国重要的转折点。这将打破政府同普通民众之间的部分分界线。人们教育程度和组织性都在提高，社会也更加开放。”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公开反应自然是悲痛和提供援助，这显示整个社会达到了人们愿意回馈的富裕程度。即使传统派一直声称社会道德沦丧、为物质主义感到悲哀，大灾难也产生深深的触动。

上海投资者41岁的邱亚兰（音译）说，“我们都是背诵孔子‘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这种灾难唤起了人们内在的善心。”他还说，人们被儿童的场面和生命的价值所触动。过去，很多人一直认为中国的人命没有外国人值钱。

在四川地震灾区之外，公众反应成几何级数增强。虽然因为每天变化而没有确切数字，中国公民的捐赠肯定超过了政府救济款数（5亿美元）。有些捐款数字很大，例如香港邵逸夫捐款1400万美元，而每人从几分钱到几毛钱的学童捐款也达到那么大的数字。

很多地方也在举行献血、慈善筹款和艺术品义卖活动。成都一家私人汽

5月15日19时许，根据生命探测仪显示结果，四川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教学楼的废墟中还有两个生命体征现象。这时距离灾难发生已过去了近77个小时。经过简单勘察，救援人员惊喜地发现，两人被困在由几块倒塌的预制板所隔离出来的狭小空间中，身体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两人状态都不错。“那个小伙
子受伤严重一点”，广东边防武警战士告诉记者，但是，男孩子却坚持说“你们先救她”，而那名女孩子则说“不，先救他，他的伤势比较重”。救援人员向他们表示，先救谁要根据现场情况而定，谁好救就先救谁。22时，女孩毫发无损走出现场，随着前方救援人员鼓掌欢呼，女孩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缓缓走出废墟。

出来时，这位废墟中出来时仍然可见其阳光漂亮的女孩一脸轻松灿烂的微笑，向大家挥手说：“我没事，大家放心。”23时，在灾难过后80个小时，男孩终于被救援人员缓缓抬出废墟。由于他右手和右腿都受了伤害，医护人员立即对他的伤口进行了固定和包扎。就在人们要将男孩抬上救护车时，男孩突然向在场的救援人员说：“叔叔，帮我拿支可乐。”现场的救援人员都被这句话逗乐了，他们纷纷说：“好，给你拿可乐。”谁知男孩又说：“要冰冻的。”救援人员马上答应：“好的，拿冰冻的。”随后男孩被迅速送往医院。（5月17日《广州日报》）

我看到以上两个镜头时，电视上是同时播出的，先是女孩，后是男孩。可在泪水中，我也忍不住被这位男孩逗笑了。笑过之后，是内心难以平静，是一种大灾之后发自内心的振奋。因为我看到了这两位十七八岁小孩的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镇定和勇气。长时间在生死的边缘，他们没有失望，我们成年人关于生死的感慨好像根本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何等的乐观与豁达！可见，面对死亡，他们真的是非常镇定和有勇气。这种从容，显然不是一天可以培养的，这偶然的两个，当然可以看做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新一代的形象。作为一个也有一个17岁男孩的父亲，我曾经对这一代有过担心和不解，但今天，却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放心和安慰———下一代有着这样的不凡气质，中华民族能不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振奋、越来越兴旺吗？在他们身上，把生的希望先留给别人的品质令人尊敬。大难当前，人有为己求生的本性，哪怕多耽误一秒钟，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但是，两位被压

环球时报·环球网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周五宣布，本周末将派遣两架美军最先进的C17军用战略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救灾物资。C17军用运输机机动性强，可以使用短跑道甚至未完工的跑道起降，因此它可以降落在通常只能起降小飞机的机场。

据路透社报道，这批物资包括帐篷、食品、毯子、发电机等，它们将是美国提供的第一批援助中国的物资。此前，美国已向中国捐款50万美元。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政府向美国提供了所需的物资的清单，美国根据自己能力提供了上述物资。麦科马克称，美国还可能提供更多物资。

中国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立即赶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并四处疲于奔命指挥、调度、慰问，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以下是该文摘要：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

今天读到两则新闻，让人耿耿于怀，一则是现代快报报道说，南京江宁一位约６０岁的乞讨老人搜遍全身的零钱为灾区捐款１０５元；另一则是来自中国经济网的报道，昨日，在“冲刺2008京沪房企发展战略对话论坛”上，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再次语出惊人：“如果现在都在想让穷人去买房子，可能就是美国
的次级债。”

两则看上去没有多少关联的新闻，笔者读来却觉得如鲠在喉，不得不“硬生生”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一吐为快。

早前，针对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商攫取暴利的质疑，就有房地产大鳄抛出了婚龄女青年助推房价上涨的“高论”，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如今，任志强再度抛出的这一挺富言论，更是耸人听闻。次级债是个什么概念？全球饱受美国次贷危机之苦，大家自然都知道其后果有多严重。让穷人买房就会导致次级债，其潜台词无疑就是：穷人买房将导致次贷危机，这是一顶多大的帽子啊！

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任志强看来，房地产行业的基本特征就是高负债率、高风险、高利润。扩张速度快一点、销售速度下降一些，后面的资金可能补不上，是有风险的部分，但并不表示高负债率就影响行业的生存，行业不会因为高负债率而死掉。那为什么偏偏穷人的高负债率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安定？这是怎样的一种悖论啊！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在想方设法，着力解决大部分贫困群体买不起房的难题，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也许我们难以寄希望于这些房地产商能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颜”的胸怀，也无权苛求他们在巨大的天灾面前能够良心发现，去慷慨解囊倾力帮助那些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灾民，然而，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保持行业的巨额利润，却把这顶大帽子扣在了大部分穷人的头上，活脱脱一副以穷人永远买不起房而后快的奸商嘴脸，怎能不让人寒心！莫非他们真的富得只剩下钱和利润了？！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国难当头，那位靠乞讨为生的徐超老人却能够胸怀天下，把好不容易乞讨来的１０５钱送到募捐点，他说：“灾区的人比我更困难，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不容易啊！”话虽朴实，却字字撞击着人们的心扉，让人感动落泪。老人再穷，穷得靠乞讨为生，犹存一颗怜悯之心、仁爱之心，犹能向灾区人民慷慨地伸出援手。相比之下，难道让穷人有房住就会导致次级债悖论的任志强们，难道不该感到脸红么？（范子军）

两天来，远在大洋彼岸，从网站上、电视画面中、电子邮件里，看到正在祖国发生的一幕幕撕心裂肺的画面，特别是看到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作为一个有着相近年龄孩子的父亲，我的心碎了。我周围的海外华人、留学生们都在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向灾区募捐。国外的媒体和人们都在纷纷报道和关注中国的情况。

除了募捐，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友人建议我写点什么，但我不知从何下笔，因为此时此刻，与正在发生着的惊天动地的人和事相比，任何的语言和文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大变化的同龄人，我的感受和对比非常强烈。尽管只是经历了短短几天的抗震救灾，世界看到了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新的中国形象。

尽管作为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种天灾人祸难以避免，然而，发生如此特大的灾难，却并不寻常。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但当时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大地震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有今天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次抗震救灾给国内外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一方面，这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有关，互联网、手机、电话和电视，能够将某地发生的事情迅速传遍世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刚好发生在政府公布了“信息公开化”的立法之后不久。

信息的公开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产生着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没有任何其他的动员和宣传能够产生这种力量。信息的公开将全世界的华人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关心祖国、支援祖国的洪流；没有任何其他动员和宣传能够产生这种号召力。信息的公开将中国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形象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没有任何其他宣传和外交能够产生这种效果。

信息公开化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力量，有力地推动着这次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它必将推动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次的信息公开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温家宝总理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身影，代表着中国政府的重要形象和力量。在电视画面上，温总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抢救人的生命，是我们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和国家的根本纲领。正因为救人要紧，我们需要信息